卡莱尔[1]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:“伟人是从对待小人物的行为中显示其伟大的。”鲁迅先生即是这样的一位伟人。他爱孩子,就像他爱中国一样,是真诚的,深远的,甚至是“焦虑”的。
[1] 卡莱尔,全名:托马斯·卡莱尔(1795—1881),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,主要作品有《论英雄、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》(商务印书馆,2005年3月,售价:17元)。
鲁迅先生在上海十年,这十年间,用许寿裳的话来说是“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”。这十年间,自然也成了忧国忧民的鲁迅,透过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化的大都市,用与世界日益交流的眼光关注和审视中国的十年。即便是别人并不在意的儿童教育问题,也引起鲁迅的特别在意和严重关切,从中也折射出他对当时中国的焦虑以及深藏其里的深邃见解。
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,中国人的性格联结着中国的命运。而中国人的精神提携,即国民性的改造,从长远来看,是寄托在孩子一代乃至以后几代的身上。正如鲁迅先生所预言的那样,“童年的情形,便是将来的命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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