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加载中，请稍候...此外提议钟南山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还是吴仪，而此前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都是卫生部长来兼任的。所以钟南山说：“我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已经快3年了。如果有机会见到吴仪，我只想对她说一句话‘我对得起你’”。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，钟南山院士被吴仪的人格魅力所折服；所以才有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感叹。
然而我们从这个感叹中，我却读出了这中国特色文化的内涵；一是我们的人才提拔不是靠制度，全部是靠‘知己者’提拔；所以怀才不遇的人碰到知己后，自然愿意为回报‘知遇之恩’而死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度。中国古往今来这样的‘知遇之恩’举不胜举，所以中华民族才有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理念。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当中华医学会会长，就认为是吴仪的知遇之恩；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作搞好，回报这伯乐的慧眼；这就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。为什么我国的老工程技术人员感谢邓小平，就因为是邓小平把他们从另类的技术人员变成了行政技术‘一肩挑’的人才；从而第一次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，所以这些人当然也就会‘士为知己者死’了。
二是我们中国人习惯‘以权谋私’，结果‘冤假错案’也就在所难免了；这些‘冤假错案’者当遇到为自己主持正义的知己时，自然也就要回报‘知己者’而死了；这就是中国人的‘投桃报李’。看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在SARS期间，同样也遇到某些官员的压力；而吴仪却能为他排忧解难，这同样是另一种‘知遇之恩’；所以知识分子也要‘士为知己者死’地回报了。看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干部，为什么对周恩来总理那么感激；不仅仅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，更多的却是保护了他们；他们当然也要‘士为知己者死’。
中国古往今来，这两类的‘士为知己者死’占绝大多数；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依旧，还是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理念为主。因为我们的人才竞争是靠知己，所以我们自然也就有了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文化。试想如果我们全部是靠制度而竞争，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有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文化了。其二如果我们的公正和正义是靠制度，则我们就不需要知己为自己讨回公道；这样我们愿意献身的是制度，而不是知己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制度而献身；因为它保证我们每个人的公平和正义，所以我们也就产生不了‘士为知己者死’的特色文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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