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加载中，请稍候...按照《党章》规定，“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，向党负责地揭发、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法乱纪的事实，要求处分违法乱纪的党员，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。”这是普通党员都具有的权利，更何况是省委书记对县委书记的批评了。但具体到实际工作中，批评的权利，并不是什么人什么场合都可以用的。 尽管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，但一般情况下，也是逐级先由州委书记批评，再由省委书记严肃批评。之所以省委书记不等州委书记批评就直接严肃批评了县委书记，是因为瓮安县发生的“6·28事件”，已经造成了全国性甚至更大更恶劣的影响，给贵州省甚至是给国家抹了黑，在中央没有发话之前，省委书记提前介入，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在处理责任干部问题上，省委书记使用了“建议”之权，没有越俎代庖，是适当的，给了州委书记一个台阶下。
省委书记直接严肃批评县委书记，想必这时县委书记，尤其是州委书记才晓得瓮安县发生的“6·28事件”究竟有多大的影响，有怎样的利害关系。判定一个事件的影响程度，不取决于事件本身，以及公众和舆论的看法，而取决于上面的态度，这也是我们政权组织体系的通病。如果省委书记不发怒，州委书记、县委书记会认为“6·28事件”还是个什么事吗？
综观“6·28事件”，从发生到处理，都是“人为”的，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不见踪影，这对于我们早已宣布建设法治国家来说，是匪夷所思的。在出现危机时，我们的任何法律和制度，都没有一个有效的运作来解决，而总是习惯于等待领导的意志，似乎领导不出面，问题就不大，就不能解决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把领导干部比作是救火队员，是法治的悲哀。法治的悲哀，说到底是人的悲哀。
面对“6·28事件”，每个人的表现有很大不同，但是即便表现好的，我也实在不知道如何去捧场，因为从受害者角度来说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出悲剧，没有什么可值得庆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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